楼上打工楼下透析续命 广州一制衣厂56名工人患尿毒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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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天河,长湴地铁站附近一栋不起眼的楼房,缝纫机的嗒嗒声从早响到晚。三楼是透析中心,四楼是服装厂。

该工厂共有71名工人,其中有56名是尿毒症患者。他们曾经散落在全国各地,在疾病的深渊里挣扎、沉沦。直到来到广州,找到了一条重新活下去的路,用缝纫机拼凑起破碎的人生。

患病的工友说,广州给了他们一种可能性:带着病活下去,而且还能活得有点尊严,有点希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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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间集工厂透析中心的建筑,让尿毒症病人找到活下去的希望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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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间集工厂和透析中心的建筑,让尿毒症病人找到活下去的希望

李李:800米年级第一

到走快两步都难受

李李(化名)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,2023年7月被确诊尿毒症时,才15岁。2025年3月,她来到广州天河,开始以工养医的生活。

李李来自云南红河州,家里有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,哥哥姐姐,还有一个弟弟。治病花了多少钱,她说不清,只知道都是家里人出的。治病的花销,她看不见,但感觉得到。

李李从云南来到广州,找到治疗疾病和维持生计的两全之策

来广州,是因为在手机上刷到一个工厂,可以边干活边治病。每个月赚一千到两千块,刚好够用。透析要八百多,厂里包吃包住。李李说,老家的社保在广州也能用。

患病前,李李喜欢800米跑。七年级拿过年级第一名,八年级可能疾病就悄悄来了,她没参加。九年级也跑了,不过遗憾只拿了第三。

“尿毒症影响力发挥。”她说这话时,语气平淡,“现在跑不动了,走路都难受。”

中午吃完饭,李李去储物柜喝水、拿水果,在医院门口晒太阳。她从袋子里掏出一个黄澄澄的果子:“这是我们云南特有的酸木瓜,要蘸辣椒吃。”她把家乡的味道分给工友,几名无休的工友都在分享这一刻的幸福。

吃完,李李捧着杯子狂喝水。李李说,平时要控水,但看到家乡的水果,忍不住。

午后一点多,散步回来,李李在工厂靠窗的地方,用两张长凳接起来,躺下休息。两点,她又回到座位上。这里计件工资,全靠自觉。累了就歇,想多赚就多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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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李在午休

来广州一年了,李李没怎么好好走过。坐车晕车,地铁站着也不舒服。但她去过白云山,站在山顶看下去,整个广州铺在脚下。一览众城小的那一刻,心里会舒畅一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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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李在透析

阿辉:“在老家待着也是难受

不如出来闯一闯”

阿辉(化名)坐在缝纫机前,手指熟练地翻动着布料。他是80后,今年46岁,来广州刚好两年。2025年和2026年的春节,他都是在厂里度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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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辉

“逢年过节,也就是打打麻将,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睛还盯着手中的活计。但有一件事他从不含糊,每周三次的透析,一天都不能耽搁。“不然身体里就会积水,整个人会非常难受。”

来广州之前,阿辉在江西老家确诊尿毒症后,在家躺了一年多。那段时间,他几乎做不了任何事,浑身难受,老家的医生也没有什么有效方案。

阿辉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广州一家工厂,可以边工作边透析。2024年3月,阿辉揣着积蓄,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广州。让阿辉没想到的是,经过老板和医生调整用药和治疗方案后,身体状况有了显著改善。

如今,阿辉的生活有了规律的节奏。身体不舒服可以随时请假,周五和周末晚上不加班。他来广州的目的,是以养身体为主,赚钱为辅。“虽然挣得不多,但这种规律的作息时间对我有效且有意义的。”

阿辉离异十多年,孩子已经二十多岁,在老家送外卖。父亲在他二十多岁时就去世了,母亲也是前几年走的。对于儿子,他总觉得没能好好教育和兜底,每天会通电话教导几句,但孩子长大了,听不听由他自己做主。

“在这个工厂里,工友们都是‘肾友’,大家彼此一样,没有什么歧视,谁也不会笑话谁。”阿辉选择了在外面租房——厂里每月补贴300元,他自己再添点,一个月750元的房租加上800多元的水电费,自己出个500多元。阿辉攒不下多少钱,但足够自己用。

“既然病已经得了,总要去面对和处理。”他说,“生命只有一次,能坚持住,就有希望。”

“哪有说不想家

只是没办法而已”

阿潘(化名)比阿辉年轻8岁,1988年生人,确诊尿毒症不过一年有余。2025年像一道分水岭,将他的生活劈成两半:前半生是服装厂挥汗如雨的打工者,后半生是与透析机为伴的病人。好在,他还会做衣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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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潘

2026年春节,广州街头挂起红灯笼,阿潘没有回贵州老家。

“哪有说不想家,只是没办法而已。”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,“身不由己啊。”

贵州冬天冷得刺骨,广州的春节却是暖和的。若身体还健康,他早该回去了。但现在回家成了一道复杂的算术题:家里治疗不如广州,来回太累,票不好买,天冷起不来床。最重要的是,在老家得跟着医院的时间表走,在广州透析时间可以自己定,自己能做一回主。

生病前,他有个谈了两年多的女朋友,婚期将近。尿毒症的诊断书像一记闷棍,把一切计划都打散了。

“像我们这种人,生病是一种负担。”他平静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,“人家家人听到这种病,难以接受。如果是其他病,花一二十万能治好还行,但我们这种病是一个销金窟。”

如果没有医保,每月透析费要七八千元,足以把家庭拖入深渊。还好广州的社保兜住了他,报销下来自己只花两百多元。有活干时,阿潘每月能挣三四千,刚好够生活,没活干时就没有收入。

“希望更多人关注我们这个群体。”他说,“正常工厂不会要我们,一是怕担责任,二是我们去医院占用的时间多。人家要出货,你搞不出来,老板怎么等得起?”也许是被拒绝太多次,他语气里没有怨恨,只有被生活磨平后的理解。

阿潘家里有父母,弟妹都已成家。春节前电话从老家打来,叫他回去过年。电话那头是热闹的期盼,这头是一个人在异乡的沉默。他心里难过,但难过也没用。

采访结束时,记者问他最喜欢什么歌。他想了想,说《男儿当自强》。他就在车间里唱了起来:“傲气傲笑万重浪,热血热胜红日光……”他唱得很用力,仿佛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,都从喉咙里吼出来。

苏苏:3个孩子懂事得不敢说想我

苏苏(化名)来自云南,1991年出生的她已经35岁。2025年2月,她背着一个小包,从大山里走出来,像一粒被风吹起的种子,落在广州这片陌生的土地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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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苏原本是一个家庭主妇,来到广州才找到活下去的生计

苏苏边缝补着来料,边跟记者讲述她的故事。同事阿辉要出去,她抬起头打趣道:“不要迷路了,你迷路了,我可不来接你。”

苏苏每个月能赚两千到三千元,透析费要八百多。“我是异地医保,要是广州医保,只要两三百。”

2019年,苏苏确诊尿毒症。来广州之前,她是家庭主妇,专职带小孩。从云南来到广州,是为了有钱能活下去。

“在家没事做,找不到工作,没有钱,过来广州才找到活下去的生计。”

苏苏说,最近发了一两千元,要交透析费七八百元,还有车费。没有钱也要回去过年,看小孩。回家的路要一千多公里,比她的命还长,但她必须走。

“要节约,大吃大喝哪里够。”她说这话时,手里的活没停,针脚细密,像她把生活一点点缝起来的样子。

苏苏有三个小孩。以前寄钱回家,现在自己看病都不够。小孩由婆婆在老家带,老公会打钱回去。

“我不知道老公在哪里打工,现在没联系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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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苏在透析

平时跟小孩打视频。大女儿13岁,儿子9岁,小女儿7岁。屏幕那头是三张稚嫩的脸,这头是一个母亲隔着千山万水的凝望。

“我问孩子想不想我,他们会说想我,但不会主动说想我。”苏苏露出了心酸的表情,“因为他们知道想我也没办法。”

尿毒症患者就业解决了尊严问题

服装厂的创办人谢强,曾经是三甲医院的肿瘤科医生。2019年他创办透析机构时,看到太多尿毒症患者因为疾病和长期透析,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,也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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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强

“我本来是搞肿瘤的,不是肾内科的,之前接触不到这些。但现在我们知道了,觉得该为他们做点什么。”谢强说,目前全国还没有针对尿毒症的普惠政策,他期待吸纳尿毒症患者的企业,对招收尿毒症患者的企业,参照招收残疾人的企业的税收优惠。

同时,谢强认为广州或许可以做一个试点,让尿毒症患者享受低保政策。“先试先行是完全可行的,毕竟作为一线城市,广州有条件。”谢强介绍,广州的尿毒症患者大概有几万人,很多外地患者来广州后,参保灵活就业即能享受广州的医保报销。“他们之前在当地有医保,但报销比例低,来广州后报销提高了,生活质量明显提高。”

谢强说,这些患者大多数在外地找不到工作,他通过各种渠道协调安排他们就业。在服装厂,计件工资,少的每月两三千,多的五六千。

谢强希望相关部门对尿毒症患者人群有些特殊的政策。“比如确诊尿毒症进入透析阶段,能不能申请补贴,政府兜底,让他们能边透析边打点散工。”

谢强说,让尿毒症患者有事做不光是钱的问题。“让患者有活干之后,他的人生不一样了。整天待在家里,郁闷、烦躁、焦虑,家属在外面工作也不安心。但给他一份工作,哪怕钱不多,他有个牵挂,有个事做,就不会胡思乱想。家属也不用担心,既解放了他也解放了家属。”

国家肾脏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和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在2026年初发布的权威报告。截至2025年底,全国尿毒症在透析状态的患者总人数约为143万人。

“未来10到15年,尿毒症患者人数可能达到顶峰。”谢强表示,“也许这件事本身意义不是很大,就帮了这几十个人,但把它放大,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将来公益项目搞起来,不光是尿毒症患者,癌症康复期的、中风康复期的、重残的,都可以找点事做。”

“先生没有大义

仅是一支小烛光”

有人对谢强说“先生大义、先生大爱”,他却说:“先生没有大义,也没有大爱。我做的是一件小事,是一个商业行为,无意间做了一件好事。但这个好事让更多爱心企业家参与进来,这才叫大义,这才叫大爱。我就是一个普通退休老头,做了一点好事,就是一支小烛光而已。但通过更多企业参与,这件事就成大事了,惠及天下,这才是真正的大爱。”

海南一家公司的总经理,特地从外地赶来当面拜会谢强,学习透析工厂的模式。颉任翔带来了三个承诺:旗下医疗机构有床单被罩、工作服装,很快可以委托谢教授生产;颉任翔在海南、山东、四川的机构学习复制这种模式,成立自己的公益性企业,让患者有经济收入,实现自我价值。

“这也是我这次来广州拜访谢教授的初衷,复制广州模式到我们有透析机构的四五个省去,帮助更多患者更好地生存。”

谢强表示,已经有很多同行来看过,陕西的、山西的、新疆的、四川的都有。他对取经者说:“你回去安排人过来学习怎么开厂。如果决定做服装,有资源后订单自己厂做就行。我帮你培养人才,培养完你回去开厂就能干活,不用像我这样招一堆师傅来带。”

(四名尿毒症病人为化名)

文、图/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:周伟良

原标题:《楼上打工楼下透析续命!广州一制衣工厂超半数工人是尿毒症患者,老板:我做的是一件小事》

栏目主编:张武 文字编辑:李林蔚

来源:作者:广州日报

https://news.163.com/article/KOP4S3BL055040N3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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